兼聽則明偏聽則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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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史公雲:“狂夫之言,聖人擇之”。黑格爾在《法哲學原理》中也說,“公眾輿論最不值得重視,也最必須重視。其中既有絕對的謬誤,又有絕對的真理。不藐視輿論就不能成就大事。但公眾輿論中那種實體性的東西,則體現著歷史的絕對意志。真正的偉人,必須善於鑒別公眾輿論中甚麼東西無價值和甚麼東西必須給予重視。”

顯然,這說明了,在兼聽和偏聽的聽的過程中,決策者對它必然將有一個不可迴避的“鑑別、審析、判斷及取決”的過程,這是很重要的、關鍵性的環節。其個中道理,人所共知,無須贅述。

歷史上,就曾有許多所謂清談誤國誤事貽害無窮的慘痛教訓和事例,它仍然墨審未乾,記憶猶新,不得不叫人有所警醒、警戒。君不見多年前“在中國改革大政中,曾出現某些‘知識貴族’們,在並未深入瞭解、洞察中國國情、社會實際──其實他們中有的是深悉國情的,僅從洋書中搬出一套套‘宏、微’大計的改革清談大論。當年,這些清談大論者有一共同特徵,即筆下特多新、怪、洋之名詞。他們尤善於將平常事物,論說得連專家也不懂,於是令人莫測其高深。其實紙上談兵何易,設計空中樓閣更不難。但是一旦付諸實踐,卻往往碰壁,以失敗告終”。

一旦失敗,“他們卻不去反思中國國情及自己之理論錯誤,反而破口大罵中國國民之民族性的不是,其言論之輕率和思維之浮躁,真叫人瞠目結舌。”這是當年人們喻之為“中國戈爾巴喬夫”時期與“知識貴族”飛揚跋扈時“偏聽”出現的惡果及亂象之一。

而國際著名中國問題專家、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博士曾發表的一番高見,是十分精闢剔透的,理應受到重視。他說,“權力、經濟要承擔公共責任,知識分子也要承擔公共責任。公共知識分子要講自己的公共責任,所以自律還是需要的,並不是所有東西都可以講的。學者和社會的關係,就像醫生和病人,醫生的職責是把病醫好,這是底線。把病醫好,需要豐富的知識和經驗來理解病人,理解這個病。學者也一樣,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就是要看到並診療這些問題、思考怎樣把問題改造好,而不能亂說話;亂說話就把病人醫死了。”

所以,他說,在知識分子沒做好的情況下,大家都搶著去做公共知識分子,這就是一種不負責任。(星洲日報/大柔佛‧柔佛透視‧作者:葉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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